产业融合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问题，孕育创新潜能。本文将中央政府主导的“三网融合”改革作为产业融合冲击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产业融合影响城市创新的分析框架。基于2003—2016年中国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三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三网融合”改革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机制。基准回归根据结果得出，“三网融合”改革明显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支持了这一结论。从改革的动态视角来看，“三网融合”改革在促进城市创新过程中存在时滞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市信息化和经济集聚发挥中介作用，二者贡献了约64%的创新效应；城市禀赋在“三网融合”改革影响创新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充斥着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全方位提高国内创新水平，为应对外部复杂变局、推动中国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在城市层面施以良策是政府落实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为促进城市创新，政府打出了一系列创新政策组合拳，出台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智慧城市试点和鼓励高新区建设等政策并产生显著的创新促进效应[1，2，3]。在政府的创新政策组合拳中，国家产业政策履行着重要的经济活动调控职能并推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4，5]，这其中，以“三网融合”改革为代表的产业融合政策承担着关键角色。“三网融合”是指推动广播电视网、电信网和互联网三大信息传输网络业务交融、信息互通和设施共享，最终实现广播电视业、电信业和互联网产业（以下简称“广电网”产业）融合发展。行政管制是阻碍产业融合的根本原因[6]。受国家信息安全和部门垄断利益的约束，政府在20世纪末期推行严格的“广电网”产业分离发展政策，“电信部门不可以从事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部门不可以从事通信业务，对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①。然而，由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21世纪以来中央开始慢慢地探索“三网融合”改革。201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首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名单；201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公布“三网融合”第二阶段试点城市名单。自此，政府对“广电网”产业的政策态度完成由强制分离发展向鼓励融合发展的过渡。基于这一政策对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的差别化对待，可以构造准自然实验评估产业融合政策的创新效应。

　　①参见1999年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

　　在现有关于产业融合与创新的研究中，韩先锋等[7]考察发现工业部门在与信息部门融合后，技术创新效率明显地增强。刘维刚和倪红福[8]、祝树金等[9]关注了制造业部门在融合服务部门的生产要素后，对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相应地，另有部分文献将研究焦点置于制造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创新效应[10，11，12]。显然，现有文献侧重于考察两个或多个产业融合对被融合产业产生的创新效应，但较少探讨产业融合对城市整体创新水平的影响，更未有评估以“三网融合”改革为代表的政府产业融合政策的创新效应。在经济循环体系中，部分产业的融合发展会引发城市内部经济要素的重构和升级，进而会促进城市创新。在本文的研究情境下，“三网融合”改革破除了“广电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政壁垒，信息化规模得以提升；进一步地，在投入产出关联机制下，“广电网”产业的信息化技术渗透至别的行业，推动经济整体信息化水平的攀升[7，13]。不仅如此，“三网融合”改革引致的产业融合优化了产业新型竞争协同关系[14]、派生出诸多新企业和新业务[15]，甚至对周边经济主体产生“虹吸效应”，提高改革试点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城市内部信息化和经济集聚深度影响城市创新，一方面，信息化通过促进技术溢出、优化创新管理、改善经营绩效等方式提升城市创新水平[14，16，17，18]，另一方面经济集聚引致规模经济效应，通过加剧知识外溢和降低创新成本的方式提升城市创新水平[19，20]。上述理论逻辑启示我们，信息化和经济集聚在产业融合影响城市创新过程中可能发挥中介作用。顺延上述逻辑，产业融合政策以城市为作用对象释放创新效能，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城市禀赋可能干扰产业融合政策的实际效果。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印发“三网融合”试点方案的通知》，城市的技术和网络基础为产业相互连通创造条件，市场基础有助于形成“需求牵引供给”的产业融合发展环境，因此，城市禀赋可能在产业融合影响城市创新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本文将在上述逻辑框架下，基于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框架下的创新政策相关研究，理论阐述产业融合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理，并借助2003年至2016年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产业融合影响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信息化和经济集聚的中介效应以及城市禀赋的调节效应。

　　在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框架下，知识和技术构成创新网络的节点，创新行为者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通过强化节点间的网络交互关系，促进知识和技术在网络中流动，进而促进创新[21]。围绕如何强化创新网络的交互关系，衍生出诸多的理论文献，其中，关于创新政策视角的研究与本文紧密关联。这支文献侧重于从创新政策引致的制度性优势分析政策的创新效应。创新政策对创新方向发挥指导与引领的作用[22]，通过在区域或产业层面施行异质性创新政策，能够为获得政策利好的区域、产业或公司可以提供制度性优势[23，24，25]。例如，国家推行的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政策，为试点地区提供了政策上的创新支持，显著推动了相关地区的创新水平[2]。然而，作为制度性优势的对立面，行政规制是影响创新网络交互关系的制度性约束，不利于知识与技术的流动。一旦行政规制放松，原本处于约束状态的知识与技术便得以在创新网络中拓展流动空间，提升创新产出[6，21]。基于这一理论逻辑，中央政府推行的降低产业融合制度性约束的“三网融合”政策，可能会影响创新网络中的知识与技术流动，进而影响创新。然而，鲜有文献对其中的理论机制加以探讨。本部分将从信息化和经济集聚视角切入，从理论上分析“三网融合”背景下的产业融合政策怎么样影响城市创新，并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三网融合”改革背景下的产业融合范围主要涵盖广播电视业、电信业和互联网产业（即“广电网”产业）。“广电网”产业构成中国信息产业的主体部分，是信息化水平的主要推动力[26]。一方面，改革鼓励“广电网”产业的业务交叉发展，衍生出远程视频会议平台和交互式传译设备等一系列新型信息化通信产品，提高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另一方面，“广电网”产业具有较强的技术溢出能力，与国民经济中的别的行业存在较高的产业关联性[13]。在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双重作用下，“广电网”产业的信息化技术渗透至上下业，提升上下业的信息化水平[7]。

　　信息化水平是城市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首先，从知识溢出视角分析。知识具有正外部性，知识溢出是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的条件。然而，地理距离和语言障碍抑制知识传递和信息交流，阻碍中国内部创新主体之间的技术溢出[27]。产业融合衍生出的信息化通信产品为知识传播提供高效便捷的载体，使得知识得以跨越地理屏障对外扩散，提高知识传播范围和传播效率，降低知识搜寻方的信息搜寻成本，进而促进创新[16]。其次，从内部管理视角分析。经济主体的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新知识的创造，还受到旧知识管理组织水平的影响。知识附着于经济主体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效管理散落在经济主体内部的知识，并在系统化框架下完成对零散知识的融合与统一，有助于提升整体的创新水平，甚至衍生出新知识。在经济主体内部的知识管理中，信息化起到组织和共享的作用，是完成知识管理的重要驱动，因而对创新具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17]。最后，从研发投入视角分析。信息化优化了传统产业体系和产业间的新型竞争协同关系，提升传统产业和新兴起的产业绩效[14，18，28]，促进企业跨界成长[15]。生产绩效是微观经济主体开展内源融资的重要源泉，为研发创新的投入提供保障，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水平。

　　在“三网融合”背景下，城市内部的产业融合主要从三方面提升经济集聚水平。第一，产业融合提升城市内部经济主体的规模和绩效。规模经济是经济集聚的主要表现形式，产业融合有助于优化产业间的新型竞争协同关系，扩大生产规模和经营绩效[14，15，28，29]，进而扩大要素集聚规模。第二，产业融合派生出诸多新企业和新业务[15]，提高空间内的微观经济主体数量，促进经济集聚。第三，“三网融合”改革削弱了政府对产业融合管制的行政壁垒，优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环境，有助于吸引外部微观经济主体流入试点城市，加强城市内部的经济集聚程度。

　　经济集聚对城市创新发挥推动作用。一方面，经济集聚表现为微观经济主体在空间内大量聚集，地理距离大幅度缩短。知识溢出具有很强的地理局限性，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近，知识外溢效应越强烈，进而有助于促进创新[19，20]。不仅如此，知识通常附着于创新主体之上，城市内部创新主体数量的提升，将提高城市整体的知识保有量，在知识溢出和知识管理的双重作用下，有助于激发新知识，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另一方面，大量微观经济主体的空间集聚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上下游微观经济主体的空间集聚有助于降低原材料、中间品和最终品的采购运输成本，提高各部门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利润，进而增强研发投入的内源融资能力，提高城市创新水平。

　　“三网融合”改革从政府的行政规制层面削弱了产业融合的制度性壁垒，然而，改革所产生的实际创新效应还取决于城市在技术、网络和市场方面的基础禀赋。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印发“三网融合”试点方案的通知》，城市的技术基础、网络基础和市场基础是潜在的影响“三网融合”改革实际效果的重要禀赋。首先，产业融合高度依赖于产业间的资源共享、业务交叉和信息交互，具备一定技术基础和网络基础的城市为产业融合提供相互连通的硬件条件，有助于改革发挥经济效应。其次，需求是牵引供给的重要力量。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着消费部门倾向于多样性商品消费，进而引导生产部门融合创新，跨领域实施多样化生产创新活动。具备一定市场基础的城市具有强大的需求潜能，有助于打通城市内部的经济循环，促进改革充分释放创新效应。

　　本文研究使用2003年至2016年全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开展回归分析。“三网融合”改革试点信息来自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印发第一批“三网融合”试点地区（城市）名单的通知》和《关于印发“三网融合”第二阶段试点地区（城市）名单的通知》。城市层面的人口数量、GDP、教育投入、科技投入、实际利用外资额、二氧化硫排放量、职工平均薪资、互联网用户数、电信业务量、影院和剧场数量、移动电话用户数以及本地电话用户数等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城市创新指数数据来自复旦大学产业发展中心提供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30]。在实际测算过程中，复旦大学产业发展中心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发明授权专利数据，借助专利更新模型评估各项专利价值并在城市层面加总，最终得到一个较为全面的城市创新水平衡量指标，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获得现有文献的认可[31]。